初识他时，他约莫四五十岁的年纪。眼前站着的，是个黑黑瘦瘦的干瘪老头。我那时年幼，睁着一双透亮的眼睛怯生生地望他，只见他搓着粗糙的手，变着戏法似的想把我逗乐。可我性子闷，任凭他怎么哄，终究一句话也没同他讲。

后来，每年新春伊始，父母总会带我坐上北上的火车。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故乡，只当是一场漫无目的的远行。脚下是陌生的泥土，冷风如割，但我惊奇地发现，每次来到这片土地，总能“凑巧”遇见那个黑瘦老头。次数多了，我不再如初见时那般沉默。在孩童天真的认知里，只觉得我们极有缘分，而他每次见着我，眼里总是溢满欢喜。

在那段短暂寄居的日子里，我留意到一件怪事：他家猪圈里的猪，不知何时空了；院子里的鸡，也一日少过一日，再没了往日的喧闹。我心里憋着一股劲，暗想是哪个调皮捣蛋的野孩子，竟悄悄“偷盗”了老头家的活物？我下定决心，非要帮他揪出这个“窃贼”不可。

老头所在的坝上，自古便是苦寒之地。我曾在王昌龄的诗句里读过塞北雄关的苍茫，却是在这里，才真正读懂了土地里长出来的人。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，东家修房、西家有急，他总二话不说撂下自己的活计去帮忙，半点怨言也无。这样厚道实在的人，谁忍心去“偷”他的东西呢？我越想越气，索性整日趴在窗台边，死死盯着院门。

直到有一天，院里呼啦啦进来了几个远道而归的年轻人，身边还牵着活泼的孩童。老头瞧见他们的那一刻，整个人仿佛被点亮了，原本迟缓的脚步竟迈得飞快，迎上前去笑出了一脸褶子。不一会儿，我见他提着水壶，挨家挨户去求刚挤好的新鲜奶茶，生怕城里来的孩子喝不惯凉水；还没到晌午，他又一头扎进院子，去抓那仅剩的几只老母鸡，嘴里乐呵呵地念叨着，要给孩子们熬一锅最浓的汤。

我站在窗台后，看着他佝偻着背忙前忙后的身影，又低头看看自己碗里满溢的炖肉和浓汤。那股捉贼的义愤填膺，忽然间化作了鼻腔里的一阵酸楚。

看着他日渐苍老的容颜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迟到的真相——哪有什么外来的窃贼？那个一点点掏空他家底，却让他甘之如饴的“窃贼”，正是我自己。

而那个被我当成玩伴的黑瘦老头，是我的爷爷。

岁月倏忽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回到坝上，与爷爷奶奶共住了一段时日。他依旧是那个戴着黑帽子、沉默而质朴的老头。我随他下地，他心疼我，总让我在田埂边干等着。有时二大爷送来新鲜的牛肉，爷爷在灶房里细细地炖，可那时的我，嫌弃他做的饭菜粗咸，只顾着搭表哥的车去城里寻觅所谓的美食。如今想来，要是能再尝一口那带着柴火味的粗茶淡饭，该有多好。

后来，他蹬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，载着我逛遍了他守了一辈子的村庄——这也是我的根。我们路过元朝的行宫旧址，穿过上世纪风貌的老街，又停在新建成的景区外。我们就这样走过时差几百年的风景，也仿佛缓缓翻阅完了爷爷的一生。

临近开学，一向坚韧、从不把苦挂在嘴边的爷爷，在送我上车时落了泪。我扒着车窗对他喊：“放了寒假，我就回来看您！”

可是，病魔却比寒假的雪先一步落在了他身上。

曾经，我以为有他在的日子是很平常的事。直到塞垣的冬雪再次落下，远山静立，而他永远沉睡，我才在旷日持久的思念里恍然大悟：

他这一生的平凡，恰恰是他最大的了不起。因为他用那双粗糙的手，将一生的温柔，毫无保留地给了我。